人口的内涵是什么？资源，还是负担？

中国政府的人口观念曾几度在二者间摇摆。从建国初，毛主席曾定义“人是最宝贵的资源”，马寅初“控制人口”的主张一度被批判；到六七十年代因人口的压力政府开始提倡节育，鼓励少生优育；再到邓小平时代，简单粗暴地强制实行一胎政策，并提升为国策；再到现在的渐进式放松，深刻地反映出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中人口内涵的摇摆不定。

但这个问题本身并没有标准答案。

传统的经济学一般认为：在供给端，劳动人口的增加意味着劳动力的增加，同时教育水平和技能的提高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利于增加社会总产出；在需求端，人口数量与结构又影响着投资与消费，不同年龄的人口有不同的消费需求，而劳动年龄的人口有着较高的储蓄率。因此，人口的增加导致了经济活力的增加。

然而，人口从来都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上的要素。人口与土地一样，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资源，是国家力量的源泉，也是文明的载体。

中华文明是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唯一绵延不断传承至今的文明，优越的地理环境、早熟的文明体系都是成因之一，但庞大的人口基数才是根本原因。在上古和中古时期，千万量级人口的汉族，面对周边百万级人口的少数民族，力量对比基本是碾压式的，导致在历史的进程中，大量周边少数民族或主动或被动的选择融入的汉族，华夏文明也为其它民族所认同所接受。在近代，中华民族在最孱弱的时代仍有四万万人口，八国联军侵华虽打败了清朝政府，终因统治成本过高而放弃瓜分，日本侵华迫使国民政府播迁西南一隅，终因征服成本过高而失败，中华民族得以挺过这段黑暗时期，再度屹立于世界东方。

中国施行长达三十余年的计划生育政策近年来持续松动，政府本意是提高人口出生率，延长人口红利期，只是政策显著遇冷，政府预期落空。

2017年中国新出生人口1723万人，比2016年的出生人口1786万减少了63万人，远远低于人口专家超过2000万的人口出生预期。其中，一孩出生人数724万人，比2016年减少249万人，并且首次占比低于50%。出生人口减少、一孩出生人数数量与占比进一步减少的现象，被人称为“有的家庭在生二胎，更多的家庭连一胎都不愿生”。

国家卫计委对此的解释是育龄人口规模减少和婚育计划推迟，但事实上，更深刻的原因是妇女生育的意愿普遍降低。

总和出生率只有达到2.1至2.2，即适龄女性在一生当中平均生至少两个孩子，才能维持世代更替需要，使人口总数不发生下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持续20多年低于世代更替所需的水平。在2010年至2015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分别是1.04、1.25、1.23、1.27、1.05，平均降至平均1.2，预计未来还会在1.05的附近波动。可见二胎政策释放了部分生育需求，却并没有扭转生育率下降的这一趋势。（注： 2017年国家不再公布该数据。）

考虑到人口寿命普遍延长，低生育率必将加剧人口老龄化问题，进而带来很多潜在的问题，比如人口红利减弱和消失导致经济增速放缓、国家财政和社保承受巨大支出压力、国内市场需求不足、年轻人工作机会减少压力大、企业利润减少且创新能力不足、房地产面临下行压力等。

参考邻国日本，这个银发国家暮气深沉，经济三十多年长期低迷不见起色。曾经经济学家们归因于广场协议，但后来越来越意识到，老龄化叠加少子化才是日本经济不复振的原因。相比日本，中国面临的现实将会更加严峻。

从全球的经验来看，低生育率是成熟社会的必然伴生现象。GDP与生育率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我们特意附了一张图，显示近些年各地区的生育率呈现普遍下跌的趋势。另外，生育率最低的地区分别是欧洲及中亚、东亚、北美地区，最高的则是南部非洲、中东北非、南亚地区。

值得一提的是，东亚的生育率最为低迷。根据CIA在2017统计数据，全球224个国家和地区中，新加坡与香港澳门台湾包揽最后四名，中国、日本、韩国分别位居第182/209/219位。中国好歹基数较大，而韩国5000多万的人口，2016年全年新生儿竟然不足40万人，不及中国一个县的人口数量，悲观的人担忧韩国未来的存在。

另一个可怕的事实是低生育率基本难以逆转。

受困于低生育率之苦的国家，大多推行了鼓励生育的措施，日本、韩国、俄罗斯、德国、新加坡都发放生育特别津贴，或对多孩家庭加大补贴，或提供特别假日，北欧国家除津贴外还提供期限较长育婴假和亲职假。但这些政策收效甚微——原因我们在后面还会谈到。

经历过生育率低迷期，后又有所回升的仅有北欧、法国、美国。因此，很多研究生育率反转的通常以这三个国家为模板，试图寻求一些启示。比如北欧的去家庭化抚养福利，经如法国的非婚生育的流行。不过，这些地方自有其国情在：北欧诸国号称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国富人少，高福利政策效果较快；而美国和法国既有高福利的背景下，又持续接纳了高生育率的外国移民。

鼓励生育的政策既然难奏效，引入移民是解决劳动力稀缺的又一手段。只是移民问题治标不治本，还会带来对原有民族工作岗位的冲击，和民族文化融合的冲突。可以关注德国默克尔政府饥不择食的大量引入难民，对德国社会造成的冲击。但中国是移民净输出国家，不用考虑移民。

生育率背后隐藏的其实是人的生育决策，对此，目前最主流的解释框架由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加里.贝克尔（Gary S.Becker)提出。在他的研究框架中，孩子是有成本与效用的，养育孩子变成了成本与效用下的最优化选择。养孩子的成本包括抚育孩子的衣食住行、医疗教育、婚姻交往等直接性货币支出，也包括因花费时间精力养娃导致的工资收入减少、晋升机会丧失、耽误娱乐造成的精神损失等间接性的机会成本。孩子能提供的效用主要有孩子成长为劳动力后为家庭提供的收入和服务，还有享乐效益（天伦之乐）、继承效益（继承家业与家庭地位）、保卫效益（家庭规模、家族势力、家族地位）。当养育孩子的净成本为正时，孩子是耐用消费品；否则，是耐用生产品。

这个假设可谓石破天惊，但这个理论曾令人信服地解释了西方国家长期的低生育率和家族规模缩小的现象，对当前的国内外人口现象也能解释，我们试举例如下：

为什么在在发达地区的国家生育率低而欠发达地区高？因为发达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好，靠孩子来养老、陪伴、扩张家族势力的效用降低，但在成本端，一方面由于对孩子质量偏好上升，对孩子的教育费用上升；另一方面，个人享乐主义的抬头、女性劳动参与率较高，丁克、不婚、同性恋等生活观念的多元化，意味着养育孩子潜在的机会成本在提高。因此孩子成为“净收益”很低的消费品，还是“可选的”！而在欠发达地区，比如南部非洲，家族（部族）势力强大，疾病战乱下婴儿死亡率高，养育成本又低，孩子一旦长大就是一个壮劳力和战士，孩子是种耐用生产品，当然是生的越多越好，因此生育率居高不下。

为什么发达的东亚地区会长期生育低迷甚于欧美发达国家？因为相较于其它地区，东亚地区更加偏好子女的质量，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当子女养育成本大幅增加时，生育意愿就受到抑制。另外，东亚发达国家和地区尚未形成支持生育的家庭和性别政策，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潮仍然顽固的存在，职场上男女的分工和薪酬差异也客观存在，这使得一旦生育来临，通常是女性选择退出或半退出职场，而事业女性则被迫推迟或减少生育。

为什么在鼓励生育的措施中，北欧模式下的去家庭化托育政策效果更好？因为北欧女性劳动参与率高，托育能使女性能较快的重返职场，增加了女性在工作和自身上的时间分配，最大程度地减少了减少生育带来的机会成本。

为什么一般的津贴对生育意愿刺激不大呢？因为津贴是直接的货币成本，虽部分降低但仍不足以大部分覆盖养育成本，并且潜在的机会成本并未减少，因此，没有多少女性愿意为了一个月几百块的津贴而生育。当然，少数国家或许有所不同，人们光靠孩子的生育补贴不用工作就能过得很好，但这样的政策多出在高福利的移民输入国家，对我国并没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目前，从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社会治安来看，中国正在大步迈向成熟社会，低生育率的出现也是必然，但也表现出中国的特有国情。

近二十年的城市化进程将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卷入城市，高等教育普及使更多的人接受现代思潮的洗礼，新的思想观念不断颠覆传统的思想观念。

一、在婚育上，通过婚姻组建家庭不再是必选项。

“婚姻制度本身和人性有内在的紧张关系”(李银河语)，当性、生育、财产等因素从婚姻中剥离出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忍受婚姻的束缚，主动选择单身或离婚。

2016年，中国未婚人口占2.18亿，离婚人口2200万，单身人口达到2.4亿，单身比例达到14.6%，但结婚率已经连续四年下降，而离婚率连续9年快速上升，预计未来中国的单身比例还将进一步上升，可能达到于韩国（23.9%）或是日本（32.4%）的水平。

由于中国社会对非婚生育并不宽容，单身率上升意味着生育率的下降

二、在子女养育上，年轻的父母更愿意投入成本而老人在逐步退出。

传统的“养儿防老”“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等鼓励多育的思想已然式微，而养娃就是“多添双筷子”，育娃就是“有口饭吃自己长大”的育儿思维更是不可想象。当代父母对子女的质量更有偏好，愿意尽可能投入成本为子女提供优渥的物质和优质的教育。

同时，老人为子女照料孩子的传统行为不再被认为是一种义务，所谓“不照看是本分，照看是一种情分”，相当一部分老人大胆的拒绝这类事务，迫使夫妻不得不提高补偿来吸引老人，或是请保姆，或是自身退出职场来带孩子，提升了养娃的成本。

总结下来，婚姻观念和养育观念的土壤，都无法结果高生育率的果。

我们可以感受一下微信朋友圈的标题：“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月薪三万撑不起孩子的一个暑假”、“为辅导娃苦读奥数算啥，我都气得做心脏手术了！”、“对不起，我不想把你生在出租屋里”，“高房价，是最好的避孕药！”......这些向不同阶层的（准）父母贩卖焦虑的文章，足以反应出国人对孩子质量上的偏好、养娃在货币成本与机会成本的上升、和高生活成本对生育意愿的抑制。

抚养孩子的直接货币成本好估算。网络上流传 “十大城市养娃成本”流传多年，少则130万起，多则近300万，远远超出城镇职工收入水平。这还是几年前的版本，如果考虑到近几年的物价上涨，再算上传统上为子女买房的花费，成本将直接上升。

抚养孩子的间接成本无法衡量，但既然间接成本直接反应为时间的投入，且每个人的时间将越来越值钱，那么间接成本的上升是必然的。

我们想着重提一点：二胎政策对中国妇女地位和劳动参与率可能产生不利变化。如前所述，部分女性仍然不得不选择退出职场选择全职在家，而有意二胎的女性多选择缺乏职业机会的岗位专心生娃养娃，这导致企业对女性的职业偏见开始加重——毕竟女性在生育期两年左右无法全身心投入工作；同时，儿子的“继承效益”再度显化，重男轻女的思潮再度泛起，女性地位进一步降低，部分女性不得不优先满足家庭的生子需求，而女儿的家庭地位与继承权也受到冲击。

养育成本日益升高，意味着能生二胎甚至多胎的家庭，基本上是有一定经济实力的。而对于大部分夫妻来讲，生的起养不起或许才是不愿生第二胎的主要原因。

经济学理论中，人的本性是利己的。人们在做出选择时，会考虑边际量所处的成本和收益。成本和收益的变动改变了人们的激励，而同时人们对激励做出选择。既然生育决策上本质上是一个经济行为，取决于生养孩子的净成本，那政府当然可以以一些政策来对生育进行激励。

中国当然可以参考欧美国国家的福利政策，比如设立全民性的托儿所来降低机会成本，正如几十年前的国有企业做的一样，比如设置较长时期的生育假期等方式刺激等。当下非常直接有效的做法，就是在个税改革中，对有孩家庭进行结构性减税。

当前，中国的个人所得税被诟病为“工资税”。这主要是一般民众工资缴税无处可避，而高收入人群收入来源广避税方式多。据财政部的公开数据，2012年中国个人所得税收入5820亿元，其中，工资薪金所得项目收入为3577亿元，占61.4%，2013年，这一数字上升为62.6%。

一般谈减税，人们第一反应是是提高个税起征点，但正如2016年时任财政部长楼继伟所说，提高个税起征点"并不公平，也并非改革方向"。原因在于，一是现在中国交个税的人只有2800万人，占不到整个人口总数的2%，表明个税缴纳人群已经相当边缘化；二是，个税起征点实际上相当于税收抵扣当中的“标准扣除”项，而我国目前3500 元的起征点作为标准扣除项，已经占 2014 年全国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的 75%左右，大大高于国际上大部分实行综合税制国家的水平。因此个税改革并非简单的提高个税起征点，而是从结构出发，将更多的分类支出纳入抵扣项。

事实上，在收入与生育意愿的关系上，国内有诸多研究。我们援引一些结论如下：

结论一：收入对生育率的影响具有U型曲线的阶段性特征:在增收缓慢阶段,生育率会趋于下降;但当人均收入跨过某个阈值后,收入越高的家庭会出现生育反转,即收入水平和生育率会呈同向变化。因此，要提升生育率，应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以更大程度地促进居民增收。

结论二：总体而言高收入和低收入群体比中间收入群体具有更高的生育率。生育率的提高，应该主要取决于中间收入群体而不是高低两端收入群体的生育行为。

我们应该注意，目前的个税征收主要对象，恰恰是中间收入阶层。因此，这两个结论，是对中间收入阶层减税有助于提高生育率的理论基础。

关于对个税减税的具体操作建议，我们提出以下两条。

一：我们可以参考美国，设置不同的纳税单位，实施差别化税率，为有孩家庭减轻税负。美国纳税单位包括“单身”、“已婚合报”、“已婚各自申报”、“户主”四类，不同申报单位对应的扣费方式和税率都不尽相同，纳税人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税负最轻的类别。比如，我国纳税分为个人申报与家庭申报 。假如个人个税起征点提高到5000，家庭个税起征点提到15000，税率10%，每个孩子设置抵税系数20%，减税点降1%，则一个孩子的家庭起征点提至18000，税率9%；两个孩子的家庭起征点提升至21000，税率8%。至于三个孩子以上，并不给予鼓励。

二、针对与育儿相关的支出设置分类抵扣项。这几年，直接货币成本上，这几年房价大涨，租房成本、房贷提高了民众的生活成本；教育费用水涨船高，为不同阶段地教育如小学、初中、高中的相关费用提高，可以考虑列入；对婴儿的奶粉消费、婴幼儿的医疗保险等。这些费用都可以列入分类抵扣项。

政策导向至关重要，在放开二胎的政策中其实生育率远低于预期，只有导向明晰且措施到位，才会达到预期。通过结构化减税的方式，一方面能够切实降低有孩家庭的养育成本，另一方面，这种激励本身促使适龄男女因为经济利益，更有动力去结婚、生子，并维持婚姻的存续状态。